我的书房,我的梦

殷之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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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而立之年之际,每一个亲身经历者都有许多肺腑之言想倾吐。这篇征文,就说说三十年来我如何圆梦——有了自己书房的故事吧!

    我在少年时便酷爱读书,并编织着一个个美好的梦。1966年我在同济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二年级,“文革”的爆发打破了我上大学的梦,196810月我被分配到一家铸钢厂当切割工。其时,社会上不少好书被“四人帮”查禁了,记得在1970年代初的一次野营拉练休息时,我随意从师弟手中拿来一本长篇小说《战斗的青春》看了几页,孰料闯了大祸,被人告发“看黄色小说”,加入共青团时还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要我说清楚。那年代,除了读毛泽东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著作外,我还从鲁迅先生的书中吸取知识营养,至今仍珍藏着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月版白封面简装本的鲁迅著作。

     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、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《红楼梦》、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《复活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家》等古今中外名著像雨后春笋般出版,我像许多“读书谜”那样,曾通宵达旦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购书。1983年,我这个“老三届”又加入中文专业自学考试者的行列,由此又购买了一大批书。但那时上海人的住房条件是很差的,我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8.1平方米的斗室中,居室便是书房,沙发上、椅子上、地板上、床上床下都是书,可谓满室皆书也。随着书的与日俱增,妻子在收拾房间时经常戏谑:“你再买书,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‘宝贝’都丢到窗外去。”但我行我素,买书的本性丝毫不改。

    1993年,单位分配给我一套二室一厅的新工房。我想这下子可好了,我的“宝贝”——这五、六千本书有一个集中摆放处了。于是,在8.4平方米的“手枪厅”转角处做了两排书橱,并取名为“致远斋”。

  自从1988年我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后,我读书的兴趣渐渐转移到研究统一战线历史和理论上来了。“书到用时方恨少。”搬入新居后,为了全面、系统地学习统一战线历史和理论,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,我再次掀起购书的高潮,买了大量与统一战线有关的文集、传记、回忆录、年谱、日记等类书,还买了许多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方面的书。经过多年来的积累,至上世纪末,我的藏书已经超过一万多册。

  对于一个爱书成痴的人来说,有了书房,便是有了自己的世界,才称得上“诗意地安居”。2000年,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公务员实行货币分房政策,我购买了两套二手房。2001年夏天装修新居时,我特地定做了六只顶天立地紫红色大书橱,划出大小两间房作书房,好让这一万多册书有一个“舒适”的安顿之地。然后,在靠近书桌的墙壁上挂起全国政协常委、民建中央副主席黄关从先生赠送的“宁静致远”墨宝。这四个字出自诸葛亮《戒子书》: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

    呵,在新世纪我终于圆了梦,有了自己的书房了!一天繁忙工作之余,我常常会步入书房,面对那一排排的书,或闻一闻书香,或抽出一本书站着看几页,或坐下休息片刻,别有一番情趣,劳累和烦恼顿时化为乌有。每逢双休日、节假日,我往往整天乐在其中,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尽情地遨游,每有发现,或有心得,则动笔成文。多年来,我在书屋中写了二百多万文字,曾先后二十多次获中央统战部等部门颁发的各类奖项,其欢欣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。偶尔延客品茗,高谈阔论。市委统战部领导经常对我勉励有加,这使我感到很温暖,如200628日,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、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的沈红光同志在我的一封信上写道:“你的研究已很深入,也很不容易”。

    记得19991月我曾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过一篇题为《读书乐不忘邓小平》的短文,介绍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对加强出版工作提出的三个意见,文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二十年前,邓小平预言,随着生产的发展,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。今天,许多读书人有了自己的‘书城’。因此我们在享受‘读书乐’之际,更加深深地怀念邓小平。”饮水不忘掘井人,就把这段话作为这篇征文的结束语吧!

写于2008

 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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